自2026年7月1日起，越南的执达员职业正式更名，法律地位也随之改变。2025年12月5日通过的第106/2025/QH15号《民事执行法》替代第26/2008/QH12号《民事执行法》：执达员的职衔变为承行员，执达员办公室变为民事执行办公室，而比名称更重要的是，社会化部门的权限扩展到了以往只有国家执行机关才能办理的事项，包括作出执行决定和请求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所有仍把26/2008年框架和第08/2020/ND-CP号议定当作现行框架的资料，都必须更新。
更名不只是换招牌：承行员的新地位
2008年《民事执行法》经2014年修改，把执达员建成先试点后正式化的制度，其工作主要是送达文书、制作见证记录、核实执行条件，以及在法定限度内按要求组织执行部分判决。第08/2020/ND-CP号议定在该法律基础上重新组织了执达员活动。第106/2025/QH15号法律则替换了整个框架：承行员是承继现有执达员队伍的新职衔，通过过渡机制衔接；民事执行办公室是替代执达员办公室的新执业组织形式。更名传递了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社会化部门不再是外围的支持力量，而是被赋予民事执行程序中直接权限的主体。
对在执达员办公室有档案的公民和企业而言，眼前的变化是程序性的：印章、招牌、文书模板和未结档案中的法律资格，将按法律的过渡路线图和指导文件改为新名称。在新法生效前合法制作的见证记录，依据过渡规定保持其使用价值，正在争议中把见证记录用作证据的各方无须重做。不过，与办公室签订的服务合同仍应审查提供方主体和业务范围条款，因为自2026年7月1日起，办公室可以承接的工作范围与许多长期合同签订时相比已有根本变化。
权限扩大：作出执行决定与请求冻结财产
第106/2025号法律最有分量的变化，是民事执行办公室被赋予组织执行的职责，并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出执行决定，而不是像旧的执达员模式那样只按委托或要求完成单个环节。与之相伴的是请求冻结被执行人财产和账户的权利，该请求发送给有权限的机关或组织，以防止在组织执行期间转移资产。这两项权限正对要求执行长期以来的堵点：档案收了，却要等国家机关作出决定或采取保全措施，而被执行人趁这段时间转移财产。
权限扩大伴随着相应的监督机制。办公室的决定和活动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国家管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有权按法定程序对执行过程中的决定和行为提出申诉、检举。承行员必须满足执业标准、按规定任命，并对自己签发的见证记录和决定的合法性负责。因此，企业在选择委托执行的办公室时，应像挑选法律伙伴一样审查：承行员人数、处理同类资产档案的经验、核查能力和费用透明度，而不是只比较公示的服务价格。
承行员与国家执行官的区别
国家执行官是民事执行机关的公务员，按职级任命，以国家权力组织执行，同时还被分派法院费用、预算收入等主动执行事项，以及法定权限内的强力强制措施。承行员是社会化部门的执业人员，在民事执行办公室工作，主要在被分派的事项范围内按当事人要求组织执行，报酬按执行费用规则和服务协议确定。对同一份民事判决，当事人可以按传统路径请求国家执行机关组织执行，也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民事执行办公室。
需要记住的边界是，并非一切强制权力都社会化。深度影响被执行人财产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仍属于国家执行机关及其执行官，必要时有保护力量配合。民事执行办公室遇到需要超出其分派范围的强制事项时，必须按法定机制与国家机关配合或移交。正是这种双层结构，使社会化在不把国家强制权私有化的前提下加快档案处理速度；这也是当事人需要事先咨询、按档案类型选对渠道的原因：需要核实、送达、协商和组织自愿执行的档案通常适合办公室；预计涉及复杂强制和激烈财产争议的档案通常应直接走国家机关。
执行社会化在2025至2026年司法改革全局中的位置
第106/2025号法律与法院系统改为两级模式的改革、第142/2025/QH15号《恢复、破产法》出自同一波改革，方向一致：国家集中于审判和核心强制，同时扩大向持证并受监督的执业部门分派工作。对企业界而言，其实意义是判决执行多了一条竞争性的服务渠道，而这长期被视为越南争议生命周期中最薄弱的一环：判决生效了，但金钱上的成功执行率仍然偏低。民事执行办公室有商业动力快速处理按要求提交的档案、主动核查财产并向客户报告进度，这些是超负荷的公共系统难以按服务标准承诺的。
持有需要在越南执行的判决和决定的外资企业，应自2026年7月1日起更新执行策略：梳理积压档案组合，考虑把适合的档案转到执行办公室渠道，并调整新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把执行成本和时间计入争议总成本。同时，由于新法自2026年7月1日起生效，所有仍按第26/2008号法律写执达员的咨询文件、合同模板和内部流程，都需要改为新名称和新权限，避免内部文件援引一个已被替代的制度。
见证记录制度的证据价值再认识
从执达员时代延续下来的见证记录，是这项制度最被社会熟知的产品。见证记录由承行员应要求对事实状态进行记载，例如交房现状、存货盘点、送达过程、网页和交易行为的固定，其价值在于记载者是无利害关系的执业人员，记录在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随着电子交易和线上经营的普及，见证记录的应用场景也在扩展：电商页面状态、软件界面演示、线上会议过程，都成为企业在起诉前固定证据的选择。对外国企业而言，在越南发生经销商窜货、假冒门店或违约交付时，先做一份见证记录再发律师函，往往比直接起诉更能控制成本和节奏。
使用见证记录时要注意它的边界。承行员记载的是其直接感知和实施的事实，不对法律关系作结论性判断；记录中如果出现由申请人单方陈述的内容，应区分记载事实与陈述转述。撰写申请时把希望固定的事实点逐项列明、到场人员的身份和授权文件备齐、现场的拍摄和封存步骤听从承行员安排，这些细节决定记录在法庭上被采信的程度。新法生效后，见证记录业务继续由民事执行办公室承接，原有使用习惯可以平滑延续，但文书抬头和主体名称会按新制度更新，引用旧记录时注明其制作时适用的制度背景即可。
费用与时限：当事人最常问的两个实务问题
社会化执行的费用结构与国家机关不同。向国家执行机关申请执行，当事人按规定缴纳执行申请相关费用和执行费；委托民事执行办公室办理的，除法定费用外，还包括按协议确定的服务报酬，具体水平与案件的复杂程度、财产核查难度和路途有关。正因为存在协议定价空间，当事人在签约前应要求办公室出具费用清单，把按阶段收费的节点、垫付费用的结算方式和案件移交国家机关时的费用处理写进合同，避免中途因费用争议更换承办方而耽误执行时效。
时限方面，执行申请受诉讼时效式的期间限制约束，当事人应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错过期限将面临不予受理的风险，除非存在法定的中止或中断事由。实务中更常见的损失不是错过申请期限，而是赢了官司后迟迟不启动财产核查，让债务人有时间转移资产。无论选择国家机关还是执行办公室，第一时间的财产线索固定都最有价值：不动产登记信息、银行账户线索、车辆和股权信息，应在提交执行申请时一并提供。承行员制度扩大权限后，请求冻结财产的通道正是为这一时间窗口设计的，善用它比事后追查转移行为有效得多。
与法院执行机构的分工在实践中的磨合
双轨并行必然带来分工磨合的问题。实务中逐渐形成的分工图景是：国家执行机关集中处理涉及公权力色彩的案件、需要强力强制的案件和执行异议复杂的案件；民事执行办公室则在当事人自愿选择、财产线索相对清楚、以协商和变价为主要手段的案件中发挥速度优势。两个渠道之间不是竞争替代关系，而是需要顺畅的移交机制：办公室在办理中发现需要强制措施超出自身权限的，应能快速移交国家机关并附完整的核查档案，避免当事人重新排队和重复核查。地方司法机关对移交流程的细化程度，将直接决定社会化改革在当事人体感上的成败。
当事人选择渠道时还有一个现实考量是地域覆盖。执行办公室的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大城市的选择多，小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当事人可能仍然只有国家机关一个渠道。改革的下一步红利，很可能来自于允许办公室跨区域接受委托和远程核查工具的普及，例如与不动产登记和银行查询系统的合规对接。当这些基础设施逐步到位后，社会化渠道的效率优势才会从大城市扩展到全国范围，这也是观察第106/2025号法律实施效果时最值得跟踪的指标之一。
企业法务的执行前置工作清单
对企业法务而言，执行社会化改革的最大启示是把执行思维前移到合同阶段。合同对手的财产结构、担保安排和争议解决条款，决定了两三年后执行阶段的难易。在签订大额合同时要求对方提供财产清单、设置担保或保证金、约定送达地址和执行管辖，都是把未来执行成本买在前面的做法。等到判决到手才第一次调查对方财产，法务就已经输掉了时间这一局，而时间是执行工作中最昂贵的变量。
判决生效后的六十天是执行的黄金窗口。企业法务应建立判决生效即启动的内部流程：第一时间申请执行、同步提交财产保全线索、决定走国家机关还是执行办公室渠道、并指定专人跟踪。当事人对执行进度的持续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压力资源，能显著影响承办人员对案件优先级的排序。把执行当作诉讼的延续而不是诉讼的结尾来管理，是这项改革对企业法务工作方式最实际的要求，也是承行员制度扩大权限后最先受益的那批当事人共同的经验。
不动产与股权类资产的执行特点
不同资产类别的执行路径差别很大。不动产执行涉及查封登记、评估、拍卖和过户的长链条，每一步都有异议和中止的可能，历时以年计并不罕见；股权执行则要处理公司章程的转让限制、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和出资瑕疵的核查，评估环节还要面对非上市公司股权定价难的固有问题。民事执行办公室在承接这类案件时，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财产核查的速度和与登记机关沟通的经验上。当事人在委托时应要求承办方就目标资产类别给出明确的处置路径图和时间预期，而不是接受一个笼统的收费报价。
对跨境当事人而言，还有一层文件问题：境外主体作为申请执行人时，其身份文件和授权文件的认证、翻译要求与诉讼阶段相同，执行阶段不会因为判决已经生效而豁免。提前把一套认证齐全的主体文件交给执行代理人保管，能避免在需要紧急申请冻结财产时被形式要求卡住。执行工作的竞争本质上是与时间赛跑，文件准备程度的差距在起跑线上就会转化为结果的差距。
执行和解的运用与风险
执行阶段的和解是当事人在判决后重新谈判的机会窗口。债务人提出以分期付款、资产抵债或追加担保换取债权人暂缓强制措施，是执行和解的典型内容。这类安排若谈成，应制作成书面协议并视情况请求执行机关记录在案，把每一期的履行与强制措施的暂停幅度挂钩，并约定任一期违约时债权人可立即恢复全部强制措施的权利。没有这类加速和恢复条款的执行和解，常常只是债务人为转移资产争取时间的工具，债权人不可不防。
执行和解还要评估对其他债权人的影响。如果债务人同时欠多家债务，个别债权人通过执行和解取得超额清偿或新的担保，在债务人事后进入破产程序时可能面临被撤销的风险。债权人在接受债务人提供的担保或资产抵债时，应做一次基本的偿付能力核查，并保留和解谈判的完整记录，以备将来证明交易的公允性。把执行和解当作一笔新的交易来做尽职调查，是资深债权人在这一阶段的标准动作。
结语：名称变了，逻辑也变了
从执达员到承行员，从执达员办公室到民事执行办公室，第106/2025号法律的更名背后是整个制度逻辑的重写：社会化力量从执行的外围辅助者，变成被授予决定权和财产保全请求权的正式一环。对当事人来说，这意味着选择执行渠道时要重新做一遍功课，旧经验里关于办公室只能跑腿的印象已经过时；对从业人员来说，这意味着权限和责任同步放大，执业的专业标准和风险管理必须跟上新定位。2026年7月1日这个生效日期之后，越南的民事执行版图将按新规则重新绘制，无论是债权人、债务人还是法律顾问，都值得在新图上重新标定自己的位置。
常见问题
执达员办公室可以从事哪些工作？
依据自2026年7月1日生效的第106/2025/QH15号《民事执行法》，承继执达员办公室的组织是民事执行办公室，承行员在其中执业。其业务范围包括送达文书、制作见证记录、核实执行条件和按要求组织执行，并扩大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作出执行决定的权限，以及请求冻结被执行人财产和账户以防转移的权利。深度强制措施仍属于国家执行机关及其执行官。
民事判决执行社会化目前如何推进？
社会化正在从依据第26/2008号法律和第08/2020/ND-CP号议定、只支持单个环节的执达员模式，升级为依据第106/2025/QH15号法律、自2026年7月1日起被赋予直接权限的民事执行办公室模式。现有执达员队伍过渡为承行员职衔，办公室活动受检察机关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国家管理。其目标是提高按当事人要求提交档案的执行速度和成功率，同时由国家保留核心强制权。
执达员与国家执行官有何区别？
核心区别在地位和权力来源。国家执行官是民事执行机关的公务员，以国家权力执行，被分派主动执行事项和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承行员在属于社会化部门的民事执行办公室执业，主要在被分派范围内按当事人要求组织执行，包括依据第106/2025号法律作出执行决定和请求冻结财产，报酬按费用规则和服务协议确定；事项需要超出该范围的强制时，档案必须与国家机关配合或移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