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本系列中调解制度化最深的经济体：有自己的《调解条例》、调解员认可机制和长期的法院关联调解实务。与调解仍停留在法令层级的越南相比，这一配对展示了成熟体系给使用者体验带来的改变，以及在香港签署的和解究竟经由哪条路回到越南。
法律依据
香港《调解条例》第620章自2013年起生效，为调解实务、调解通讯的保密以及调解员认可机构HKMAAL设定框架。香港法院通过关于替代争议解决的实务指示推动调解，使调解成为特区商事民事诉讼中近乎默认的步骤。
越南一侧是第22/2017/ND-CP号商事调解法令，以及第92/2015/QH13号《民事诉讼法典》下法院对调解成功协议的确认。关于《新加坡公约》，中国已于2019年签署但本文写作时未批准，其对香港的适用取决于中国的声明——因此在香港如同在越南，公约的直接执行今天都不是一条可用的路。
适用分析
第一个体验差异是专业双语（英—中）调解员的密度和珍视自愿和解的调解文化：香港多数商事争议在诉讼真正升温前至少经过一轮调解。第二个差异是法律化的严格保密，使当事人敢于在调解会议中打开真实数据——这一点越南的框架虽也承认保密，但在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上尚未达到同等水平。
在跨境执行上，在香港签署的和解拿到越南，目前走越南国内法对外国和解的路径：依民事诉讼框架申请确认，或作为合同起诉；在香港方向，和解可经特区法院许可按法院命令执行，依据特区的《调解条例》和合同法。两个方向上，文件都必须自身站得住为一份完整的合同——这是当下最重要的起草纪律。
行动建议
对带有香港因素的交易，推荐结构是：当利益中心和商业关系在香港时，在香港以HKMAAL认可的调解员进行调解；并在协议中预置调解失败或一方不自愿履行时转入HKIAC仲裁的后备条款。在同一法域内的调解—仲裁链条，可以让和解在需要时转化为《纽约公约》裁决。
本文与本批次EXP-3239的印度配对——那里的2023年调解法还很新——以及已发布的EXP-3241菲律宾配对划清边界；香港是比较光谱的成熟一端，越南是发展中一端，条款结论必须按较不成熟的一端来写。
常见问题
调解是否是诉讼/仲裁前的强制步骤？
就法律而言，两地对普通商事争议都不是强制的。但实际体验不同：在香港，法院关于替代争议解决的实务指示使调解成为民事诉讼中近乎必须尝试的步骤，无理拒绝调解可能被法院在分配诉讼费用时计入。在越南，第22/2017/ND-CP号法令下的商事调解纯粹是自愿或合同性的，没有类似的费用后果。因此香港的”不强制”在实务中的分量比越南的”不强制”重得多。
调解协议如何跨境执行？
本文写作时，两边都没有《新加坡公约》下的直接执行：中国只是签署了公约，其对香港的适用尚待中国的决定，越南也未批准。现有路径是：在香港签署的和解拿到越南，按越南国内法处理——申请确认调解和解或作为民事合同起诉；和解拿到香港，可经特区法院许可按法院命令执行（依特区法律）。若未来公约对某一边生效，这一图景将改变，使用时须重新核查。
各国信誉良好的调解中心？
在香港，代表性地址是在HKIAC生态内运行的调解中心和调解员经HKMAAL认可的专业调解机构，其国际商事调解员名单具备英中双语能力。在越南，是VIAC系统内的调解中心和第22/2017/ND-CP号法令下的中心。对香港—越南配对，选择标准应包括：调解员有类似跨境争议的经验、有清晰的调解—仲裁后备机制、以及能把和解文件完善到两地执行标准的能力。
何时应选择调解而不是仲裁？建议就外国法细节咨询当地律师。
在以下情形调解胜出：争议存在于与香港伙伴持续的金融或商业关系中；当事人需要中立、高度保密的英语论坛；且自愿履行的可能性大。HKIAC仲裁更优的情形是：需要《纽约公约》下的跨境裁决、需要依2019年安排与内地衔接的临时措施，或一方已无诚信。许多合同选择”先调解、后HKIAC仲裁”的分层结构以兼得两者。香港法细节应由特区律师在为具体交易定稿前审查。
